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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论《玉海·艺文》的目录学价值

  王应麟(1223—1269年),字伯厚,号深宁居士,宋理宗淳佑元年(1241年)进士,宝佑四年(1256年)复中博学鸿词科,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,《宋史·王应麟传》对其有专述。王应麟的学术师从朱熹,博洽多闻,以考据见长,著作颇丰。《玉海》是王应麟众多著作中最著名的一部类书,凡二百卷,分天文、律历、地理、帝学、圣文、艺文、诏令、礼仪、车服、器用、郊祀、音乐、学校、选举、官制、兵制、朝贡、宫室、食货、兵捷、祥瑞等二十一门,每门又各分子目,凡二百四十余类。《四库》卷一三五说“故胪列条目,率多钜典鸿章。其采录故实,亦皆吉祥善事,与他类书体例迥殊。然所引自经史子集,百家传记,无不赅具。而宋一代之掌故,率本诸实录、国史、日历,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。其贯奥博,唐、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。”王重民先生对此处到的“与他类书体例迥殊”做出了详细解释“在全部《玉海》的编纂方法上,都是把历史文献与图书目录互相结合在一起来编题的。这样在《玉海》的各个类目当中,不但供了历史文献资料,还供了代表这些文献来源的图书目录,这是《玉海》的特征,也就是《玉海》内容和过去一切类书不同的地方了。”①本文在此基础上,主从目录学“考辨源流”的角度,集中对《玉海·艺文》所辑录史料的特色进行细致和深入的阐发。 
  一、《玉海·艺文》的目录分类特点 
  通过对史料的查阅,可以发现唐宋以来的类书,大多只有纪典故的艺文,而没有纪图书目录的艺文。《玉海》全书共两百卷,《艺文》就占二十九卷(《玉海》卷35—63),是所有门类中卷数最多的。《玉海》的特色自然映射到《玉海·艺文》的内容中。《艺文》四十四个类目的排列次序大致按照《隋书·经籍志》以来的传统四分法,如下 
  (1)经部“易”、“书”、“诗”、“三礼”、“春秋”、“续春秋又见编年”、“论语”、“孝经”、“孟子”、“经解、总六经”、“雠校五经、石经”、“小学”;(2)史部“古史”、“正史”、“杂史”、“编年”、“实录”、“记注”、“政宝训、圣政附”、“论史”、“谱牒”、“玉牒图谱”、“典故、会”、“书目”;(3)子部“诸子、又见著书”等;(4)集部“总集文章”、“著书、杂著、别集”、“赐书详见御书”、“图”、“图绘名臣”、“记、志”、“传”、“录”、“诗”、“赋”、“箴”、“铭、碑又见纪功”、“颂”、“奏疏、策”、“论”、“序、赞”、“艺术”。 
  由此可以说《玉海·艺文》首创了类书中列图书目录的先例。类书是我国古代一种大型的资料性书籍,辑录各种书中的材料,按门类、字韵等编排以备查检,作为一种工具书,有很大的参考价值。而在类书中罗列图书目录又使得类书具有目录学的功用,《玉海·艺文》不同于以往类书以分类和韵目编排的方法,而采用了书名和分类相结合的方法来编排图书,它增加了类书的检索途径,高了自身的参考价值。余嘉锡先生在《目录学发微》一书中论述唐宋时期目录学发展的情况时,很大一部分材料来源于《玉海·艺文》。 
  《玉海·艺文》从本质上来讲是一本类书,上文说过其分类,但为适应类书的性质和博学鸿词的应用,又做出了相应的改变。比如经部的“续春秋”一类,注明又见编年,并安排在“春秋”和“论语”之间。细看此类的内容,以收录标有“春秋”的史书为主,“古者谓史记为春秋后世有所著述,多托春秋之名,其属辞比事不与春秋相似”②,如《夏殷春秋》、《楚汉春秋》、《五代春秋》等,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被归入杂家的《吕氏春秋》也被列入其中,可见其分类在主体上还是以类书的特性为主,即按书名分类的外在形式。再看其史、子集三部,也是如此。这种形式化的分类,既体现在标题上又体现在内容上,王应麟另有《辞学指南》一书,其类目也与《玉海·艺文》的集部相仿,“以供试举”。而郑樵的《通志·艺文略》最后一大类“文类”,也是采用此种形式化的分类并且划分更细,可见这种方法在两宋之际已经被广泛使用③。 
  二、《玉海·艺文》的目录著录特色 
  《玉海·艺文》充分运用了分类与主题相结合的主题目录新形式,将书目和相关文献资料联系起来,使其相互补充。书目条展现历代目录对这一部书的著录状况;相关文献则是对学术源流考辨的扩展和补充,不仅仅是一部书或一个人,而是博杂的诠释整体。这是与类书按编题排列迥异的地方。 
  1.按书名著录的编题。譬如“易”类,首先辑录《隋书·经籍志》“易”类后序,然后针对与“易”相关的内容,逐条解释,详加考证。在这个编题内包括隋唐各家的注解、宋代及前人所著传志等,在有歧义的地方多加以征引详释。通过“易”类上、下两部分的旁征博引,可以了解与《易》有关的各家学说的传承流变和著作源流,为学者研究供了有价值的资料。此外,在编题之下又有典籍材料说明主题,如“唐六家孟子”,将注解“孟子”的唐代学者均辑录在内,“志赵岐注十四卷,刘熙注七卷,郑玄注七卷,綦母邃注七卷(隋志梁有綦母邃撰九卷亡),陆善经注七卷,张镒音义三卷,儒家六十九(《孟子》有六家)。”这些内容详细说明了研究《孟子》的学者和书籍的亡佚状况。综观关于“孟子”类的著录,可以看出《孟子》在两宋地位的高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将《孟子》置于“诸子略”,五代刻十一经,将其列入在内。宋哲宗即位之时,诏颜子、孟子享孔子庙庭,被列为亚圣。朱熹《四书集注》中确立了其地位,“朱文公熹撰各十四卷”。仅此一条,介绍了关于“孟子”的史料,同时又展现出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向。
  2.围绕一个主题展开的,可以形成独立的文献专题。如“正史”类38个编题中的“汉书”,包括班固著《汉书》,《汉书》历经四人之手的成书过程,还有各家关于《汉书》卷数的考订和注解、音义等书,并引用《宋史·艺文志》分析了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的区别,从而构成完整的编题。其中记载的唐以前诸家所注现都已失传,正是王应麟的辑录,为我们供了当时的文献记载。又如“后汉书”的编题,是由四个编题相配合而做的。先是《汉东观记》,辑录《东观汉记》和东汉时期所有的官修史书;其次是司马彪的《续汉书·八志》,辑录《晋书》、《魏志》注引“讨论众书,缀其所闻,起于世祖,终于孝献,编年二百,录世十二,通综上下,旁贯庶事,为纪、志、传凡八十篇”作注解,详列此书之新创“八志”;再次是晋华峤的《汉后书·十典》,辑录同上,并表明作此书是由于东汉官修记载东汉史事的《东观汉记》有“烦秽”之处;最后列出“后汉书”,包括范晔、谢沈和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所著录的后汉书。这四个编题循序渐进,环环相扣,各自又可以独立成为一个编题。它让我们了解“后汉书”的成书原委和相关著录的本末,以及考订文理的掌故资料都集中在一书之下。 
  3.在叙录中多采用互见或同一部书在不同类目下进行介绍。如“诸子类”注明“又见著书等类”,说明一些未收的诸子之书,在著书或其他类可以依照小注查其类,继而概览全貌。如上文到的“诸子类”中“孟子”一则,见注可查阅“孟子(卷41)”。再如“续春秋又见编年”类,包括《春秋》以外凡冠以“春秋”为名的历史编年书籍,其中有《汉晋春秋》、《唐春秋》,注明见编年。再看包括所有历史编年类书籍的“编年”编题内,同样有《汉晋春秋》、《唐春秋》,但它们的注解的文字和征引的材料是不同的。《汉晋春秋》在“续春秋”类中只讲述作者和大致内容,“晋《习凿齿传》,为荥阳太守,在郡著《汉晋春秋》。……”而在“编年”中,记载作者成书中的原因,反映出史事发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和评论,“晋《习凿齿传》,桓温觊觎、非望,凿齿著《汉晋春秋》,以裁正之。……又上疏……”可见,其内容辑录的取舍,符合各自编题内容的需,有详有略。 
  结语 
  《玉海·艺文》的资料多采用辑录体的方法,辑录当时的古今文献资料。在广征博引的同时又注重史实的考证,保留了大量古代文献典籍,尤其是古籍的版式、卷数的记载,供了很多古籍流传的重信息。它综合了目录与类书的特性,具有学术通史和资料类编的性质。王应麟能在两宋“博杂”的学风下,将编题的做法运用到类书目录的编撰上,开辟出新的目录著录方式,为后人所叹,如四库馆臣所说“应麟博洽多闻,在宋代罕其伦比。”由于笔者浅陋之处自不待言,在此未能全面解释《玉海》在史料和学术史、文化史上的价值,更多的史料有待学者做深入的研究探讨。 
  注释 
  ①王重民.中国目录学史论丛.北京中华书局.1984153-154. 
  ②王应麟.玉海.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年影印本763. 
  ③张富祥.宋代文献学研究.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,2625-32. 
  参考文献 
  1吕绍虞.中国目录学史稿.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,1984. 
  2王应麟.玉海.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. 
  3孙钦善.中国古文献学史.北京中华书局,1994185-199. 
  4高路明.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.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7151-157. 
  5姚名达.中国目录学史.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,25. 
  6赵宣.简论《玉海·艺文》中主题目录的新方向.图书情报工作,2791. 
  7刘跃进.《玉海·艺文》的特色及其价值.复旦学报,2938-4.